良马观花｜莆田初中生扶人被索赔案：若发生在美国，法律会如何评判？

引言

近日，莆田仙游县两名初中生扶起摔倒老太反被索赔22万元的案件引发全网热议，该案将于2026年2月26日开庭审理，再次让“扶不扶”的社会议题成为焦点，也勾起了大众对多年前彭宇案的回忆。“不是你撞的，为什么要扶？”这句充满争议的话，不仅拷问着社会良知，也让我们思考：在法律层面，该如何界定善意救助行为与侵权责任的边界？

笔者旅居美国加州，深耕中美跨境法律业务，结合美国证据法相关规定，从法律视角谈谈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，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不同的思考维度。2025年3月15日，在莆田仙游县一个无交通信号灯的拐弯路口，一名老太骑行自行车避让轿车后，因突遇两名初中女生驾乘的电动车，情急之下避让摔倒受伤。两名初中生第一时间停车扶起老太，却被老太指认因被电动车吓到才摔倒，要求其承担责任并索赔22万元，老太住院12天共花费医疗费26700元。从现场完整监控及警方勘查细节来看，案件事实有基本的客观依据，但“扶人反被索赔”的情节，仍让大众对善意救助的风险心生担忧。在这类案件中，核心的法律争议点在于：善意救助行为能否作为认定救助方存在侵权责任的证据？从生活常理来看，“主动扶人”可能存在两种情形：一是救助方确有过错，扶人是承担责任的表现；二是救助方无任何过错，扶人仅是出于善意的救助行为。法官作为中立的裁判者，需要考虑到这两种可能性，既不能仅凭“扶人”这一行为直接推定救助方存在侵权，也不能单纯为了迎合公众情绪直接排除救助方的过错可能。一切判断都应基于客观、合法的证据。而在美国，这一法律争议点早已通过成文的证据规则给出了明确答案，这就是《联邦证据规则》（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）中的409条款，也被称作“I Am Sorry Rule”（“对不起规则”）。该规则明确规定：在交通事故、紧急救人等突发事故中，一方主动对另一方实施的医疗救援行为，包括扶人、送医、垫付医疗费等，若后续双方还就此突发事故的责任划分进入了诉讼阶段，上述的“救助行为”不得成为案件的证据（Inadmissible），此类证据将被直接排除在庭审之外，甚至不允许陪审团知道存在“救助行为”，以避免引发陪审员的主观偏见，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判。简单来说，美国的“I Am Sorry Rule”从法律层面彻底否定了“不是你的过错，你为什么要扶/送医”的逻辑。在该规则下，善意救助行为与侵权责任之间无任何法律上的推定关联，救助方的善举不会成为其承担责任的“证据”。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，这一规则并非凭空制定，而是经过无数类似案件的司法实践、反复矫正后形成的法律原则。不难想象，美国也曾出现过诸多类似的“扶人反被索赔”案件，而“I Am Sorry Rule”的确立，正是司法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。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定分止争，更在于引导社会行为。“对不起规则”的核心意义，在于为善意救助者消除后顾之忧：当他人身处危难时，现场的人可以放心大胆地伸出援手，无需担心自己的善举会成为后续诉讼中对自己不利的证据。如果法律将善意救助行为作为侵权推定的依据，只会导致一个结果：人们为了规避责任，面对摔倒的老人、发生事故的伤者，会选择视而不见、见死不救。这种结果，不仅会让个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救助，更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根基，造成更大的社会伤害。莆田案再次提醒我们：法律需要为善意救助行为筑牢“防护墙”，通过明确的规则界定，让“扶不扶”不再成为一道难题，让每一个善意的举动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认可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常态，让温暖与善意充满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

作者简介

王美英 律师

王美英，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律师，良马北美法律事务联络人，现居美国洛杉矶。2001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，2003年取得全国法律职业资格，2004年起在深圳从事律师工作，深耕涉外中美跨境法律业务。联络方式：wmy54595@gmail.com微信号：hdgjx738